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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商:東方猶太人

張亞男 |

發布日期:2016-10-24

潮汕人的經商風格中打上了海洋經濟和自由貿易的烙印。

潮商,被國外譽為“東方猶太人”,號稱“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商”。這個蘊蓄數百年商業文化的族群,不斷創造商業奇跡。

歷史上,潮商與晉商、徽商并立,為中國勢力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三大商幫之一。如今,以李嘉誠、謝國民、陳有漢等為代表的潮商是華人最具財富的族群,被認為是當今中國乃至世界最會經商的人群之一。

潮州,本是一個“國角省尾”不起眼的小地方,如何創造出傳奇色彩的商幫成就呢?

“紅頭船”

潮商在古代不如晉商、徽商著名,其崛起也在明朝之后。肥沃的潮汕平原三面背山,東南臨海,海洋和海外世界是唯一開拓方向,由此形成了潮汕人向外開拓的精神,在其經商風格中也就打上了海洋經濟和自由商業貿易的烙印。

明朝正德年間(1506-1521年)私人海外貿易興起,潮州沿海居民開始大規模投入到海上商業冒險活動。據《潮州府志》記載,潮州人“潮民力耕多為上農夫,余逐海洋之利,往來乍浦蘇松如履平地.?其舶艚船,則運達各省,雖盜賊、風波不懼”。

到明中后期,大批潮州人以船為伴,涌向海潮波濤中。他們以“紅頭船”自稱,最初從中暹(暹羅,今泰國)大米貿易開始的,但是這項生意“獲利甚微”。因此,船主們就改運更加有利可圖的貨物,例如從南洋運回來的犀角、肉桂等貴重藥材;由潮州運往南洋的陶瓷、潮繡、蒜頭等南方物產;還有從北方轉來的人參、鹿茸、獸皮、絲綢等。這些貨物,在南洋各地很受歡迎,獲利頗豐。借助豐厚的貨物貿易,紅頭船蓬勃發展起來。

清朝以來,紅頭船成為潮州商人的象征。康熙、雍正年間,潮州商幫經營商業的足跡遍及海內外,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閩、粵等地。潮商一向以敢于冒險、吃苦耐勞著稱。到嘉慶、道光年間,不少潮商離鄉背井遠赴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打天下。 

精誠團結

出門在外的潮州人喜歡稱同鄉為“自己人”,盡管他們彼此可能萍水相逢,但是由于海上航行的兇險,明、清政府對其利益的漠視,以及海外求生的艱難,使潮商每到一地自然就結成關系緊密的經營團隊,互相幫助、互相扶持,而精誠團結也為潮商在歷次商戰中以小擊大提供了最可靠的保障。

鴉片戰爭爆發以后,西方列強憑著船堅炮利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傳統商人日漸式微,晉商與徽商的分崩離析自此開始。然而潮州商幫卻在此次競爭中崛起,他們在主宰中泰米市貿易的基礎上,擴展并壟斷了近代汕頭-香港-泰國-新加坡的國際貿易圈,這一廣闊的市場為潮商提供了與西方商人競爭的雄厚資本。

為了與潮商爭奪這一地區的航線,外商開始引入汽輪,與潮商的“紅頭船”一決高下。為了保證潮商在東南亞的貿易生命線,由旅居泰國的潮商鄭智勇倡議,泰國潮商于1905年集資創立了暹羅華僑通商輪船股份公司。為了使華人由外輪顧客變為外輪主人,潮商開始租賃外輪或代理外輪的船務,幾個回合下來,外商終未能分到該航線的一杯羹。潮商在此區域確立了牢固的主流商業地位。

分散于各地的潮商,一方面通過潮州會館團結同鄉,另一方面在潮商內部建立牢固的信用關系網絡,彌補潮商資金的短缺,結成凝聚力極強的團隊,從而與競爭對手相抗衡。如二戰前香港米業批發商多為外地商人。而潮商通過開拓大米進口與零售渠道,同鄉之間賒購賒銷,使其在短短幾年便占領了香港米業批發的六成以上,零售七成以上的市場份額。

潮商之間信用關系發展高峰的標志,是潮汕商界內部出現了獨立的金融信用體系——七兌一票制度。即在潮商內部通行由潮商銀莊發行的一種兌票,每票可兌七錢銀。以此票為中心,在潮商中凝結成強大的信用力量。1924年至1925年間,國內金融市場幣值波動不止,嚴重影響了商業的發展,而潮汕商幫依靠“七兌一票制度”得到了相對平穩的發展。

1950年代,西方各國對中國貿易禁運,香港轉口業務一落千丈,做慣了貿易的香港潮商面對經濟的轉型,也曾一時手足無措,陷入困境。但是憑借反應靈敏、獨特開拓市場稟賦,團結一致的潮商們開始在工業化的道路上艱難起步,很快在塑膠、制衣、鐘表等行業后來居上。

善握商機

與陸上販運需要的騾馬輜重相比,從事遠洋運輸的海船投資多達上萬兩白銀,可容納百人甚至上千人,船上貨物價值也多在萬兩白銀以上,商船不具備任何保護手段(清政府禁止商船配備任何武器),又不得不在海盜與波濤中穿行,其風險足以讓人扼腕。但是對于潮商而言,卻是“冒險射利,視海如陸”。正是由于海上商業活動所具有的高利潤、高風險特性,促使潮商較早形成了風險共擔、利益均沾的商業伙伴關系。

在潮汕幫中擁有巨資的大商人,往往與中小商人合作,由大商人出船或者出資做船主,而中小商人借船出海,賺取屬于自己的那份“經營之息”。在一條商船中,船主、販商與水手形成了嚴格的商業伙伴(契約)關系,他們之間的利益關系則類似于現代股份企業中的投資者和經營者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

船主從中小販商的商業利潤中按約定比例抽取商銀,抽取程度按照盈利大小計算,多賺多抽,不賺不抽。水手收入則根據船東抽銀多少而按比例分成。這種產權清晰、權責明確和諧的商業伙伴關系,正是潮商群體滋生商業信用及團體協作的最初萌芽。

與中國傳統商人囤積居奇的經營方式不同,潮商隨“紅頭船”轉貿各地,必須根據季風定期航行,其商業行為必須在短期內完成。因此,這種經營方式打造了潮商視時間如金錢、注重效率的商業品性。

在帆船時代,一切航行均由季風做主。潮商每到一地必須在季風轉換之前做完生意,以便準時乘船返回。不然就得等到來年才能啟程返回。于是他們往往采取低價拋售等手法快速出貨,這種經營策略使得潮商在東南亞市場更具有競爭力。被潮商打壓得抬不起頭來的外國商人,甚至建議本國政府阻止中國人到“暹羅和其他地方貿易”。

潮商與晉商、徽商等最大的區別在于具有更為獨立的商業人格。晉商的黃金時代始于明朝的“開中法”,主要將內地糧食運往邊陲做官軍的生意,從而換取官府的鹽引,壟斷鹽利。徽商更是長袖善舞,通過與官府合作,壟斷淮鹽的銷售,成為明清最富有的商幫,紅頂商人層出不窮。但是這種依附王權而成功的商人越是富有,對官府越依賴,而其商人品性也是越來越缺失。

潮商的產生與發展基本是處于官府的壓制之下。基于此,潮商群體極少發生由商向官流動的現象。潮州商人培養子弟,只求精通文字,專心商業貿易。海內外潮商均有意無意與官府保持距離,堅持在商言商的純粹品性。

來源: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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